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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最信任什么样的人?

时间:2019-03-22 13:02 来源:兰博彩票 点击:152

1.你跟“领导思维”的差别在哪儿?

扬州有个“史可法纪念馆”,解放前叫“史公祠”,内有抗清名将史可法的衣冠墓,由乾隆亲自下令修建,并追谥“忠正”,以褒扬史公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。

这个谥号有点意思,众所周知,史可法是抗清民族英雄,1645年,清军兵临扬州城下,督师淮扬的史可法拒绝了清军的劝降,城破后就义。因为清军扬州在受到了入关以来最激烈的反抗,故而报复,烧杀抢掠持续十天,史称“扬州十日”。

史可法在清初一直以民族英雄的形象为反清义士所敬仰,自然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,属于“不能说”的人。那为什么一百多年后,又被乾隆亲自翻案呢?

当然,翻案的理由其实是很好想的,无非是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,要缓解满汉矛盾等等,但这件事让乾隆去做,又非常有意思,因为他又是清帝中最喜欢搞“文字狱”的。

有些人说我一个讲职场的公众号,为什么常常讲历史。因为人的行为方法是一脉相承的,比如乾隆,我称之为“中国式领导”,因为乾隆身上集中了中国领导的很多特点——不管是优秀的领导,还是糟糕的领导,不管是体制内,还是体制外。

不妨暂时先放下史公祠,讲一个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(公元1757年)的一桩“越级汇报”引发的大案。

此案谓千头万绪,涉及到贪腐、满汉矛盾、行政体例、文字狱、派系斗争等一系列问题。本文切入的角度是“领导思维”,所以我会不停地打断叙述,提醒大家站在乾隆的立场上想一想,如果你是乾隆,你该怎么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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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一桩“越级汇报”引发的大案

这一年,刚刚平定了准噶尔叛乱的乾隆兴致勃勃地踏上了他的第二次“下江南”的旅途,谁知刚刚到了徐州一带就被扫了兴。

前来接驾的官员中有一位已退休的前布政使、河南夏邑籍官员彭家屏,向皇帝打了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的小报告,告他瞒报河南四县的严重水灾,让百姓无法获得朝廷的赈灾。图勒炳阿当然矢口否认,说当地只有一些小积水。

文章写到这儿,我想请读者大人想一想,假如你是乾隆,你会怎么判断此事?接下来该怎么办?

我想,大部分人的想法应该是:既然大家各执一词,那就引入第三方调查组。

所以我说大家都没有当皇帝的觉悟,乾隆的第一念头就是:这是一起“政治攻击”事件,它的背后也许还有更大的阴谋。

再加上乾隆对这个彭家屏是有成见的,他是乾隆非常讨厌的雍正一朝的重臣李卫的旧党,正是因为这层关系,乾隆登基之后,彭家屏就一直在副省级的位置上打转转,最后不得不告老还乡。

但前朝旧事,乾隆也不想再提起,所以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让图勒炳阿跟彭家屏“勘查后据实奏报”,实际上是当成“人事矛盾”给压下去了。

当然,乾隆毕竟还有点皇帝的责任心,虽然没有派调查组,却暗中让自己的亲信“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”微服私访。

几个月后,观音保回来了,交给乾隆一样东西——半路买来的两个小孩子,买一送一只要五百文。铁证如山,河南四县确实发生了严重的水灾,图勒炳阿也确实瞒报了。

事情似乎水落石出了,的确是退休官员“为民请命”,接下来没什么可说的,自然是公开查办此事。

但这里有一个小小细节,这个观音保不愧是乾隆身边的人,知道此事没那么简单,也知道自己的汇报关系重大,特意买了两个孩子来当证据,以示自己完全是秉公办事。

事情日后果然横生波折,过了几个月,乾隆在江南玩够了返京再次路过徐州时, 吸引有百姓拦路喊冤,状告河南官员瞒报灾情,这种行为有个专门的词叫“刁民闯御道叩阍”,一听就是贬义词。过了几天,又有一个叫刘元德的百姓“叩阍”,状告当地官员不称职,要“换人”。

文章写到这儿,我又要停来下,请读者大人们想一想,发生的这两件事,是不是坐实了彭家屏的举报完全是一心为公?

如果你这么想,那说明你距离领导的位置,还要再修炼修炼。

百姓拦驾,反而让乾隆确信:虽然举报属实,但这仍然是一起以举报为名的政治攻击事件,这两个人一定暗中有人指使。

你看,下回你要真的向领导打小报告,证据别太多,别想着一心做成铁案,否则很容易让领导怀疑你别有用心,最好是留下一些痕迹让领导自己去发现,特别是对于乾隆这种“极度自信,又极度多疑”的领导。

这么一来,乾隆处理的重点就变成“幕后推动此事者的政治意图”,他命人审问拦驾喊冤的刘元德,果然查出背后有人指使,但此人并非彭家屏。

可这么一来,又交不了差了,办案自然明白圣上要找的“幕后黑手”是谁,那就继续审吧。

过了几天,一份新口供出来了,刘元德供认:彭家屏见驾后,在乡里吹嘘自己“为民请命”,刘听说后,才想到也去“叩阍”,接下来是重点——自己曾托人将呈词给彭家屏看过。

这一下坐实了吧?如果你也这么想,说明你还是不了解皇帝的心理。

乾隆一眼就看出审案官员既想贯彻上面的意思,又不想做得太绝的心理,所以他的意见还是两个字:重审!

为什么乾隆死死揪住此案不放呢?我们还是要从头梳理,分析一下乾隆的小心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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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乾隆是怎么对待“拉驾喊冤”的老百姓的

乾隆的小心思在对案件的处理上就露出了端倪。在听了观音保的汇报后,乾隆帝曾出过一道圣旨,“……将该县乾隆十一年至二十年积欠三千五百余两加恩概予豁免”,注意,不是赈灾,也不是查处官员,而是“此朕加惠穷黎,格外恩施”。

为什么呢?“州县乃民之父母,以子民而讦其父母,朕岂听其一面之词,开挟制把持之恶习”,这是说,我这次来,本来就是要加恩于百姓,这些“叩阍者”知道我的用意,故意借机攻击父母官,真是可恶之极。

乾隆的处理意见体现了“中国式领导”的普遍心态:既想知道基层的情况,又怕“下情上达”时,事情脱离自己的控制。

所以大部分领导满口听取民意,倾听基层的声音,实际很讨厌这些动不动就拦驾鸣冤的“刁民”,还有“越级告状”的下属。

因为皇帝只是想了解信息,所以最喜欢的渠道,一是观音保那样的亲信密访,二是暗探带回来的的消息,三是地方官中的的少数心腹直接上奏的密报,但“刁民”和“越级汇报”的下属,带来的信息常常夹杂“私货”,更重要的是,这种行为挑战了王朝的根本秩序。

乾隆在这份圣旨中告诫百姓:老百姓就要安分守己“听该地方官善为经理”。如果地方官无能呢?那也应该由“上司自当查明参奏”,再由我“从重究治”。

乾隆这类领导到了职场上,就是一个典型的“中国式老总”,在他们的意识中,下属犯的错误有两类:一类是技术性错误,比如业绩不达标、产品质量不过关,浪费管理费用,但其危害程度在他们看来是可控的,所以只需按个案处理。

另一类是组织性错误,下属之间的结党营私,相互使绊子,常常假以上司之手,谋自身之利,在他们看来,这才是系统性风险,会导致自己失去对大局的控制,但偏偏此类行为不违反任何规则,甚至为广大员工欢迎。

从刘元德拦驾叩閽开始,此案的重点已经转向“严防刁民”、 “维护统治秩序”,所以办案官员揣摩上意,才搞出个“指使叩阍”的罪名。

可这个罪名有一点不好——直接暴露了领导的意图。领导的意图,你可揣摩,但不能直说。乾隆正是认为“指使叩阍”的罪名反而让彭家屏做实了“忠臣”的位置,所以此案必须重审。

不久,前面被彭家屏告倒的图勒炳阿忽然被重新启用,还让他去审彭家屏案,乾隆还特意“提醒”,千万不要公报私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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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乾隆真正想要的罪名

狱中的彭家屏见迟迟不肯结案,又见刚被自己举报的图勒炳阿被任命参与审理,便知道这位圣上想要什么,唉,算了,与其在这里不死不活,不如一了百了吧。

彭家屏“供认”,自己私藏了一些“明末野史”。办案人员赶紧去抄查,谁知彭家屏之子早有提防,已经销毁。

来都来了,不能空手回去啊,怎么办?图勒炳阿发扬了“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精神,从其家中搜到彭氏家谱一本,作为“狂妄悖逆”的证据。

家谱能有什么问题呢?这本名为《大彭统记》的家谱,将彭姓追溯到黄帝时期,乾隆认为,你身为臣子,却自居帝王后裔,“足见目无君上,为人类中所不可容”。

这其实才是乾隆一开始就要做的事——“文字狱”,把惩治思想异端和整顿官员结合起来。乾隆一朝,文字狱的数量占了整个清代的75%,每一场文字狱案背后,都有类似“彭家屏案”的冤情。

杀!乾隆等不了秋后了。彭家屏被赐自尽,其子因“子为父隐”而免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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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领导真正信任的人

还是把话题拉回到职场来,总结一下领导的小心思吧。

所有的领导都有两个目标,一个是组织发展的目标,一个是个人坐稳位子的目标,在他们看来,只有个人的目标实现了,组织的目标才能实现。

不管是国企的老总、民企的老板,还是高管层的职业经理人,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心态,而他们行事的一切矛盾之处,都出于此。

一方面,领导们知道必须依靠制度和整个组织结构去实现组织的目标,所以任何危害组织秩序的做法,哪怕其拥有一个崇高的名义,都会被他们所警惕。大多数下属的错误,都会被当成个案处理,以免伤及整个管理层。

但另一方面,领导们对大部分下属并不真正信任,因为人总有私欲,下属任何不寻常的举动,他们都会揣度其真实用意。

虽然没有信任基础,但领导们不得不去“相信”下属,办法就是把权力分拆成几份,授予不同的下属,使其相互制衡,代价就是自己不得不承受组织低效的执行力。

可分权与制衡又会导致另一个结果——派系斗争,导致领导更不相信下属。

其实领导们真正信任的,只有一种人。

乾隆一生搞了无数“文字狱”,把无数忠臣打成谋逆的“反贼”,却把实实在在“反清复明”的史可法奉为“忠正公”。

因为只有死人才是安全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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